我們遇上了大時代，這是一個思想碰撞呼喚大師的時代，這是一個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時代，這是一個追求卓越向往和諧的時代。身處大時代，我們需要理解大時代，方能把握大時代。關于大時代的內涵與特征，需著重把握如下兩方面：

大時代的首要特點是“四個大”。第一是“大分化”。如今的時代是一個分化的時代。進入21世紀以來，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知識經濟和信息革命日新月異，世界主要力量對比發生巨變，全球利益結構多元化，格局復雜化，世界局勢呈現大分化。

第二是“大動蕩”。人類自進入新世紀以來，局部戰爭從未真正停止過。特別是2010年至今，發生在北非、中東地區的一系列動蕩和“革命”都表明，世界局勢并不平穩。此外，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占領華爾街運動，以及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等，都進一步加劇了全球大動蕩。

第三是“大顛覆”。在當前這樣一個知識爆炸、信息泛濫的時代，人們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日益多元化、多樣化，很多傳統的、一直以來堅守的東西正受到挑戰，甚至顛覆。

第四是“大轉折”。今日世界已進入新的大國競爭時代。冷戰結束后形成的美國單極化時代結束，國際社會如今已開始明顯地向多極化結構轉變。美、歐、中、俄、印、日以及發展中國家都在追求各自的國家利益，世界正在進入在各種領域爭奪主導權的“春秋戰國時代”。這是全球范圍內的大轉變。

大時代的另一個特點是“四個化”。第一是“全球化”。全球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世界范圍日益凸顯的新現象，是這個大時代的基本特征。全球化形成地球村。曾任美國國務卿的黑格1989年在朱镕基創辦的上海市長國際企業家咨詢會議上說道，世界已進入到了全球化時代，在捷克一個小鎮發生的事情，會對全球政治決策發生影響。三十多年過去了，這一說法得到了現實強有力的印證。

第二是“市場化”。市場化從某種角度講就是資本化，一旦選擇了市場經濟，就自然而然地與國內外資本聯系在一起，馬克思的《資本論》、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也都是圍繞其展開論述的。如今，市場經濟已成為世界經濟的主流。改革開放偉大事業，引領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開啟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大時代。

第三是“信息化”。隨著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的衰落，人類社會正在向信息時代過渡，跨進第三次革命浪潮文明，其社會形態由工業社會發展到信息社會。信息時代的來臨，令時間和距離的概念被大大縮小，也對人們想問題的方式及人與人相互間的交往方式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同時，信息技術及發展也大大加速了全球化的進程。

第四是“濃縮化”。濃縮化是指時空壓縮了。對于中國來說更加明顯，因為中國人用30多年的時間走過了其他很多國家花300多年走過的路。中國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形成了至少經歷截然不同時代的“四代人”，即20世紀20年代左右出生的“革命的一代”，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文革的一代”，趕上改革開放大潮的“改革的一代”，以及現今的80后、90后即“變革的一代”。“濃縮化”，造就了“四代同堂”，“濃縮化”也導致了許多觀念的碰撞、是非的分化，包括一些傳統理論、學說的變化，很多東西剛熟悉、接受，但馬上又產生了新變化，近30多年時間里，這一點尤為顯著。

綜上可見，我們眼前的這個“大時代”是一個多重含義的全新的“大時代”。

回顧歷史長河，人類的發展到目前為止大致可以歸納為如下三大步：

第一步，是十余萬年前，地球上出現了晚期智人（現代人）。通過考古研究發現，晚期智人的解剖結構已與現代人基本相似，因此又稱解剖結構上的現代人。這一時刻的偉大意義在于人類在地球上正式脫離動物，成為真正的人。目前，據科學研究，人類和黑猩猩擁有一個共同的祖先，但是這一祖先現在還沒有被找到和確認。而且，現在基本可以確定人的很多變化都是在瞬間完成的。原有的一些理論認為，勞動創造了人，人類原是四肢著地的，為了摘取食物和加快跑步速度等，人就站起來了。達爾文的進化論認為生物是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逐步演變而來的。但在孟德爾主義者看來，隨機的基因突變，而不是自然選擇，才是生物進化的真正動力。也就是說，很多質的變化都是瞬間發生的，我們的祖先在某一個點突然變成了像我們現在這樣的人，他有思維、有記憶了。

第二步，大約兩千五百年前，人類進入了軸心時代。其中為代表的有：古代的中國、古埃及、古希臘，還有兩河流域，即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也即現在的伊拉克。這段時期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在軸心時代里，各個文明都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們，古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孔子、老子……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也一直影響著人類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雖然中國、印度、中東和希臘之間有千山萬水的阻隔，但它們在軸心時代的文化卻有很多相通的地方。直到現在也沒人知道為什么在地球上，這些文明幾乎是同步發展起來的。人類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奠基時期其實就是軸心時代，一個很顯著的例子就是中華文明，中華文明最繁榮的時候就是春秋戰國時期，那時出現了孔子、孟子、老子、韓非子、秦始皇等等，他們對中華文化影響至今，后人仍未突破軸心時代的輻射。

第三步就是現在，我們正處在人類第二步后期和第三步前期這樣一個轉折跨越時期，可是現在不太可能出現又一個“軸心時代”了。現在是信息化、全球化社會，我們有許多現代社會發展帶來的煩惱，很多事物看起來讓人感到悲觀。第一，人類現在已經進入到了核時代，核武器可以輕易將整個人類都毀滅。第二，科學技術的發展對人類有諸多威脅，比如克隆技術。現在道德上、倫理上對克隆進行了限制，但生命科學發展到將來，人或許就可以直接被克隆了。到目前為止，我們每一個人還是有父母的，可是不久的將來就可能會出現不靠男女結合而制造的生命，例如現在的試管嬰兒，有些就已經不知道父母是誰了。2012年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發現了細胞“可逆性”，生物體成熟的特化細胞可以借助“再編程”回到初始狀態，繼而改性并發育成為任何一種細胞。這意味著人類可能借此變得更為長壽。又如機器人的發明。機器人的平均智慧將超過人類，因為每個人實際都會存有弱點，但機器人在發明過程中，可以不斷優化并達到同一水平。據說，現在日本做的機器人已經和人的形狀一樣了，臉也是有彈性、有表情的。機器人替代人類的那一天可能已經不遠了。

應當說，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需要新的大思維的時代。軸心時代創造的很多理論令我們遠離了動物時代弱肉強食的血腥和殘酷，開啟了人類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來面對這個世界。比如孔子提倡的尊老愛幼、團結互助、扶弱濟貧等倫理思想。同時，我們現在也迎來了一個大時代，即人類第二步到第三步的關鍵轉換期，很多國際組織，如聯合國、G20，金磚國家等，都在討論如何用大思維引領人類走好大時代這一步。

這就是人類發展至今的三大步。目前所處的這個階段實際上人類會有三種選擇。一種理想方式是各國之間和平相處、和諧共融，但這需要付出極大努力。近期朝鮮宣布即將發射導彈，此外，還有南海事件、釣魚島事件等，這些動向和爭端讓人感到人類和諧相處的可行空間并不是很大。第二種就是毀滅。第三種是遠離地球。目前的科技水平還沒達到這個程度，這是人類的一種大膽設想。霍金等一直在呼吁人類向其他星球轉移，但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世界真正進入全球帝國時代或全球化就是在這500年間，這里主要講講世界與中國的關系。

十五六世紀，是葡萄牙、西班牙的時代。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1519－1522年，葡萄牙航海探險家麥哲倫率領的探險船隊實現了環球航行。1553年，葡萄牙人開始在中國澳門地區居住。從這個時候起，西方思想開始進入和影響中國。孫中山所在的廣東中山市（原香山縣）就緊挨著澳門。中國近代史上首位留學美國的學生，被稱為“中國留學生之父”的容閎，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理論家、啟蒙思想家鄭觀應都是原香山縣人，他們的經歷和成就都與澳門這塊土地息息相關。葡萄牙占領了澳門400多年的時間，直至1999年正式將澳門政權移交中國。西班牙人于1565年占領宿霧島，開始統治菲律賓。其后，西班牙將中國列入殖民擴張之列，1626年至1642年，西班牙人在北臺灣進行了歷時16年的殖民統治。后因新崛起的荷蘭的牽制，西班牙在臺灣的殖民力量被荷蘭取代。

十七世紀是荷蘭的鼎盛時期，荷蘭人進入臺灣。荷蘭人在臺灣統治了38年，直至1662年鄭成功收復臺灣。至今，臺南地區還保留著一些荷蘭的建筑和遺風。

十八九世紀，英國人來到了中國，因為當時中英都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中國對此并沒有引起重視，錯失了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時開放中國的機遇。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中國封閉的國門被英國人的堅船利炮打開了。后因戰事不利，道光帝派直隸總督琦善與英國議和，簽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中國第一次向外國割地、賠款、商定關稅，嚴重危害了中國主權，使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并促進了自然經濟的解體。鴉片戰爭揭開了近代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歷史新篇章。

二十世紀，美國人登上了世界舞臺的中心。優越的地理條件，兩次世界大戰贏得的機遇和發展，以及民主制度的作用，令美國在20世紀中后期，成為了科技、經濟、軍事、文化的超級大國。

進入到二十一世紀，中國正被推向舞臺中央。中國在1840年鴉片戰爭時被人打敗，到現在有173年了。南懷瑾曾預測，中國從1983年左右開始要興旺發達兩三百年。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望實現。

中國歷史上發生了兩次鴉片戰爭。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拉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大幕。1856-1860年發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英國與法國聯手侵入中國首都北京，洗劫和火燒了圓明園。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人被西方人打敗，也從中認識到了自身的落后，開始向西方學習。1894年甲午戰爭后，中國人從早期的留洋美、英、德，轉變為留學日本。例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周恩來等那些致力于拯救中國的人都去了日本，他們學回來一套西方的語系，像政治學、倫理學等詞匯都來自于日本。日本學習了英國的君主立憲制，1898年，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主義者通過光緒皇帝進行資產階級政治改革，即“戊戌變法”，其最終目的也在于推行君主立憲制。但是“戊戌變法”遭到慈禧太后反對，最后光緒帝被囚，“戊戌六君子”被殺，歷時僅一百零三天的變法以失敗告終。

英國君主立憲制度在中國的失敗，使得中國轉而開始尋辟共和的道路。1911年爆發“辛亥革命”，這一次中國選擇的是美國民主共和制。1912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成立。1912的2月12日，滿清和平退位。統治中國260多年的清政府，維持中國2000多年的君主專制統治就這樣失敗了。這可謂中國版的“光榮革命”。孫中山推崇美國的共和制，在中國實行總統制，可是因為內部體制的缺陷，令共和制只是徒有虛表，再加上袁世凱的篡權，使得革命運動成果被竊，這也預示著美式共和制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中國學英美不成，之后做出了第三次選擇就是學蘇聯。1919年五四運動前的中國，一群受過西方教育的人發起了新文化運動，其核心人物有留日回來的陳獨秀，他1915年回國后創立了《新青年》，提倡民主與科學（德先生與賽先生），批判傳統的中國文化，并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還有留美而歸的胡適，其支持白話文運動，主張以實用主義代替儒家學說。新文化運動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啟蒙運動，加上五四運動，為馬克思主義和俄式革命在中國的傳播開辟了道路。

這里有必要補充一點，當時世界主流為兩條線：以英美為主的A線和以法俄為主的B 線。英美革命選擇了平和、妥協的道路，是小革命；而法俄革命選擇了暴力革命、文化革命，是大革命。

這兩條線都是主線，中國開始以英美為師，后來轉為以俄為師，一步步走來，有曲折也有成功。蘇聯為中國建立社會主義提供支持，幫助中國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建立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最終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奪取了勝利，創建了新中國。計劃經濟時期，蘇聯支援我國建設156個重大工程項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兩彈一星的起步、社會主義工業體系的建立等等。

蘇聯在中國共產黨建黨、新中國建國和新中國建設發展時期，都給予了中國許多幫助，這一點不可否認。但到了上世紀50年代末期，中蘇兩國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發生分歧，導致中蘇關系開始惡化。1969年，雙方在珍寶島和新疆邊界問題上發生嚴重的武裝沖突，幾乎導致全面戰爭。70年代后，蘇聯大肆擴張，中蘇關系一直處于不正常的局面。直至1989年5月戈爾巴喬夫訪華，鄧小平會見，兩黨關系才實現正常化。

與蘇聯產生分歧前后，中國開始探索“中國特色”的理論和制度。直到1982年9月1日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這一概念在此后長期發展中有所變化，80年代用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90年代用的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21世紀第一個十年用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2007年十七大報告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至此，中國形成了較為系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即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

作為后人，我們要清楚這段100多年的歷史是怎么來的。中華民族為了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我們放棄和否定了許多原有的東西，例如打倒孔家店等，學習國外的理論和制度，又逐漸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所以說，中華民族是非常多災多難的，很多東西是完全斷裂的，現在仍處于不斷的探索中。

這里補充一點，中國學西方，首先是學器物，第二是學制度，第三是學文化。首先學器物，洋務運動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第二學制度，戊戌變法主張的君主立憲制、辛亥革命主張的民主共和制，都是在學習西方，謀求制度變革。第三學文化，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就是核心體現，影響至今。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這樣一步步過來的。因為1991年蘇聯解體了，蘇式社會主義退出了歷史舞臺，中國更堅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大影響。通常認為，社會主義是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過渡。但社會主義在實踐中有很多差異，例如希特勒曾經搞的是國家社會主義，現在朝鮮自稱是社會主義，古巴也是社會主義，而我們中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1793年，英國派馬戛爾尼使團不遠萬里來到中國，要求中國打開國門，進行自由貿易。當時中國是朝貢制，也就是說中國作為中央大國，別的國家都要來朝拜、送貢品，而中國給予他們更多的賞賜。1793年，英國使團以祝壽名義朝見乾隆皇帝，中國方面要求其覲見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禮，而馬戛爾尼認為最多行單腿屈膝著地之禮，于是就產生了禮儀之爭。當時唯一讓乾隆龍顏大悅的是看到隨團竟有一個會講幾句漢語的金發碧眼的可愛小孩。他賞賜了大把的糖果、銀錢給這個小孩，那正是11歲的斯當東。最終，乾隆皇帝以“我天朝上國無奇不有，不指望與爾等互通有無”打發了英國使團，馬戛爾尼訪華失敗。

1793年馬戛爾尼訪華，使得英國人把中國沿海的情況都了解清楚了。另外，到1840年，馬戛爾尼訪華代表團的人幾乎都死了，唯一活著的只有斯當東。當英國下議院投票決定對中國是宣戰還是媾和時，兩邊的票數非常接近。于是，他們請唯一到過中國的斯當東發表意見，他說，中國是一個聽不懂商業語言，只聽得懂炮艦語言的民族。最后，宣戰比媾和多了9票，以微弱多數通過，由此，英國對中國發動了鴉片戰爭。

1793年，如果中國以貿易的眼光來看待英使者訪華，在世界貿易共同體萌芽階段就加入其中，那么中國以后的歷史就可能重寫。

1894年開始，日本人來打中國了，甲午戰爭打醒了中國人。甲午戰爭以后，1905年在中國東北的土地上進行了一場日俄戰爭，日本獲勝，并獲得了中國東北駐軍的權利。1919年，一戰結束后，戰勝國和戰敗國簽訂《凡爾賽條約》，中國作為戰勝國，德國應向中國歸還在山東的權益；但后來因為“二十一條”的關系，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轉交給了日本。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1937年發動“七七事變”開始全面侵華戰爭。可見，日本在很長時間以來，都將中國看做自己刀俎上的魚肉。二戰中，日本戰敗，但其認為不是中國打敗了日本，而是美、蘇等大國打敗了日本。上世紀70年代，中日建交，日本國總理大臣田中角榮在北京簽署了《中日聯合聲明》，日本方面痛思日本國過去由于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失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但中日兩個相鄰大國的關系仍需認真對待。

對于1992年這個特殊年份，我們很多人都是見證者。如果沒有鄧小平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國可能又會回到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狀態，也就會中止改革開放。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起，中國開始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從此，逐步開辟了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30多年來，中國人民沿著這條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建設成就。

綜上，這三個年份對中國歷史有巨大的影響。1793年，如果中國和英使團達成貿易協議，也許中國早已成為貿易大國。1894年，沒有日本人的侵略，也許中國富強了，但也許就沒有中國人的清醒。1992年，沒有鄧小平的南方談話，也許就沒有了改革開放和今天中國的繁榮強盛。這就是歷史。兩次世界大戰中，中國都幸運地站對了隊伍，否則我們前輩的艱辛付出都白費了，也就沒有了我們的今天。所以我們應當了解這些歷史。

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社會經濟的面貌，但2008年金融危機的發生和一系列新情況，要求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國，鄧小平開始搞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同時期，在美國，里根推行全新的經濟政策，被稱為里根經濟學；在英國，女首相撒切爾夫人，大力推行私有化。這三個人都在幾乎同一時期上臺，他們所代表的，一個是當今的霸權主義國家，另一個是老牌的帝國主義國家，還有一個是中國。這三個國家的領導人不約而同地在經濟方面選擇了市場化、私有化的發展軌道。這一經濟政策有助于把世界連在一起。這三個人有那些共同的特點？他們都很強勢，很有權威，他們的政策很鮮明，當政的時間都比較長，而且他們推行的經濟政策成效明顯，推動了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當然他們也有一些其他特點，比如他們的成功因素中，個人奮斗的因素都很大；第二，他們的個性都比較強；而后來他們三個人生的病也都一樣。

全球經濟發展至今，從結果上來說，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國家。第一類，以中國為代表的生產制造國，世界工廠，制造產品后銷往世界各國；第二類，英美西方國家，貿易、金融強國；第三類資源能源供應國，如中東、非洲、南美洲、大洋洲的一些國家。資源能源國提供煤、鐵礦石、天然氣等給中國生產東西，中國生產出產品后賣給發達國家，發達國家向中國支付外匯。這樣一個大循環，中國富了，發達國家富了，能源資源國家也富了，大家都富了。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美國這個環節出了大問題，因為美國產業空心化，房價越來越高，老百姓不用付現錢也可以買房子，但是一旦無法還貸，問題就如多米諾骨牌倒下，于是出現了金融危機。上述講的這個大循環鏈條，是從1978年開始運作的，到2008年整整30年的時間都運作得很成功。全球一體化、經濟一體化、金融一體化就這么形成了。三個偉大的人物，三個偉大的國家，在特定的時代，由特定的人領導了這場革命，全世界都欣欣向榮。直到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至今已有五年時間了，美國仍無法擺脫困境。中國手握那么多外匯儲備，也產生了很多問題。人民幣出現了國內貶值、國外升值的情況。中國作為世界工廠，長期以來高投入、高消耗，造成高污染，所以現在提出了生態文明。當然除此之外，世界各國之間還面臨著許多其他問題，比如國家與國家的關系，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約等等。

中國歷史上經濟形態的變化和發展大致經歷了如下五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在鴉片戰爭前，中國是典型的小農經濟國家。這種經濟形態具有分散性、封閉性和自足性，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應當說，我們的父輩，以及現在城市里的很多人都是從農民轉變過來的。目前，城鎮化建設進程不斷推進農村人口轉化為城鎮人口。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了“新四化”，要求城鎮化要和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對接起來。

第二個階段是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中國被迫開放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五口通商，外國資本開始涌入中國，對中國經濟形態產生了深刻影響。外資企業一方面瓦解自然經濟，刺激了中國民族工業的形成和中國社會的近代化，一方面憑借資金技術優勢和在華特權，壓制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

第三個階段是民國時期，中國出現了一大批民族工業，產生了很多民族資本家。“實業救國”成為民族資產階級的口號，也成為了各階層人民愛國的共同要求，有力地促進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但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始終是在夾縫中生存的。新中國成立后，在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方法。

第四個階段是計劃經濟階段。全國實行公私合營后，全部企業都變成了國有或集體所有，企業沒有了一點自主權。在實踐的檢驗下，計劃經濟體制中，資源分配無效率、缺乏積極進取的誘因、扼殺個人自由、引發不公平等問題顯而易見。

第五個階段是改革開放以后，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目前也存在諸多問題，例如外資、民營和國有資本三者中，國有資本還是老大，外資享有特權，而民營企業則處于艱難維生狀態等。

說到上海的發展變遷史，首先要看到7000年前。上海地處長江和黃浦江入海匯合處，是長江三角洲沖擊平原的一部分。通過考古挖掘，現已發現在7000年前的上海青浦，出現了第一個人，現在青浦那里建了一個展覽館，號稱“發現上海第一人”，這是7000年前。

其次是700年前。7000年到700年間，上海還沒有被稱之為“上海”，只是形成了上海的一個雛形，出現了一些特有的文化特征。到了700多年前，即元朝1292年，朝廷批準上海鎮建獨立縣，上海逐漸成為一個集市貿易鎮。

再次是170年前，也即鴉片戰爭以后，上海開始出現歷史上的一個大的飛躍。1842年中國被迫簽訂《南京條約》，開放上海、寧波、廈門、福州、廣州為通商口岸，實行自由貿易，上海異軍突起。因為在氣候方面，上海與英國更為相似，英國人不適應廣州的氣候，而大規模轉移到上海。這一段租界歷史，一直延續到1945年。當時上海很多地方被劃定為租界，如英國人和美國人主要在黃浦、靜安一帶，法國人主要在盧灣（現并入黃浦）、徐匯一帶，日本人主要在虹口一帶。當時中國對此也進行了抗爭，制定并通過了大上海計劃又稱新上海計劃，試圖建造新上海市，打破上海公共租界與上海法租界壟斷城市中心的局面。例如當時建造的中山路，就是為了包圍租界不斷向外擴展的界線，是上海人民反對列強入侵的奮斗的體現。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現代工業在上海出現了，現代金融出現了，中國共產黨出現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了。

在新中國成立后，上海發展又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計劃經濟時期，這段時期，上海的地位很高，上海經濟貢獻占國家財政收入的1/5，被稱為共和國的長子。其實，上海最輝煌的時候是1927年到1937年，上海一度在金融、經濟、文化等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曾位列世界城市第五位，現在還沒達到這一高峰。

第二階段是“四人幫”粉碎后，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初期上海發展遠滯后于其他兄弟省份，真正踏準改革步伐是在1990年浦東開發開放尤其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談話以后，上海逐步又走在了全國領先位置，目前上海正向著2020年基本實現國際經濟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貿易中心的目標邁進。

2000多年前的中國，是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的“春秋戰國時代”。現在，全球進入了新的“春秋戰國時代”。現代交通越來越發達，世界被連在了一起，形成了新的格局。全球化的這個時代是拼軍事、拼經濟、拼金融、拼文化、拼宗教、拼創新、拼軟實力等等的時代，核心是金融戰。將來的戰爭將會是高科技等組合在一起的立體實力戰。

為什么一直以來各國對美國都有所畏懼？一方面，美國現在的確是老大；另一方面，作為老大要有一種道義。以前，美國一直呈現出比較光明的一面，而近些年有些變化，所以雖然美國還是老大，但和以前不一樣了。世界沒有了這樣一個權威核心，也會感到混亂。曾經是美蘇爭霸，互相牽制。而現在，世界進入一極多元，這一極就是美國，“多元”則是中國、歐洲、日本、印度等。

世界進入到全球范圍內的一個新的“春秋戰國時代”，這是一個出現麻煩需要重新整合的時代。大國和小國有糾紛，聯合國能夠協調，通常做法是站在大國一邊；小國和小國吵架了，聯合國也能夠裁決；但大國和大國吵架了，聯合國基本束手無策。所以現在出現了幾個矛盾。例如目前世界仍是以主權國家的治理為主，而現在遇到的很多問題是全球性的問題，全球性的問題并不是一個國家能解決的。現在還沒有出現一個可以有效解決全球問題的國際組織，很多國際組織都在探索中。此外，經濟現象是全球化的，跨國公司很多也是全球性的，有的跨國公司已堪稱帝國，如微軟，但其并不受某一國的約束。這些跨國公司也常常影響著國家。但政治和經濟畢竟不是一回事，現在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需要探索新方法。

從世界范圍看，現今，全球一體化已進入“地球村”階段，世界任何地方發生的事情，在即刻間，我們就能通過各種途徑知道，也與大家密切相關。實際上，全世界已進入到了一個大分化、大動蕩、大顛覆、大轉折的新時期，就像中國歷史上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各國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科技、金融等各方面互相合作、競爭，交織在一起。舊的理論、觀念、機制、體系，有些已經明顯跟不上新形勢、新要求，新的東西在不斷地催生之中，但尚未形成。因此，在這個過程中，誰能夠有所發明、有所創造，包括在思想文化方面有所貢獻，就容易起到引領作用。

站在中華民族的角度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走到了一個比較特殊的時候。對內而言，中國經歷改革開放，獲取了階段性的社會經濟大發展大繁榮，但伴隨著改革開放，也出現了資源耗竭、生態失衡、分配不均、道德滑坡等一系列新問題。新一輪的深化改革形勢不容樂觀，需要推陳出新，變革突破。對外而言，2008年美國華爾街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令中國提前成為了世界“第二”，成為了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但一個有影響力的世界大國，除了經濟、軍事、科技等硬實力外，必須在思想哲學、文化藝術、價值觀念和社會制度等軟實力方面亦具有引領地位。在軟實力方面，中國與其他世界大國還存有較大差距，需要轉變思維，深度培育提升。

縱觀國內外，世界局勢和中國發展都已走到了轉折的臨界點，面臨這一歷史性的時點，我們需要去挖掘歷史，去傳承發揚大智慧，開創大思維、抓住大契機、把握大時代。

大時代需要用大思維來把握，我們要有歷史的自信，要有思想的自信，要有文化的自信。因為沒有歷史的未來，是沒有希望的未來；沒有思想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沒有文化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國家。

新形勢下我們要通過不斷努力，產生出新的文化、新的思想。這些新的思想要具有影響力、號召力、凝聚力、引領力，就必須具備三個要素：首先它要使人們能夠認識到它的正確性，這是至關重要的。要讓人們感覺到它是正確的，是引領方向的。第二是要獲得大家的認同，能夠讓人自愿接受。再好的思想，不能令人們接受，那也是無用的。第三個要素是它的確能夠給大家帶來力量、帶來利益、帶來進步，具有操作性。有利于世界多種文明共存，既和諧共處，又推陳出新，最終達到和諧發展。

現在全球發展到了一個特定的時期，這個時期要求思想包容、文化交融、文明共存、和諧發展。因此，包容、合作、比較、借鑒等都應當擺到重要的位置。回顧中國歷史，西漢以后，主要是儒家學說、道家學說、法家學說互相結合，以儒家為主發揮了主流作用。東漢初年，佛教開始傳入我國，前后經過1000年，儒、釋、道三家交融，形成了新的儒家學說，并發揮了主流作用。到了現在，我們要加快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把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推向新的階段，要和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孔孟儒家思想有所結合。同時，還要吸收一切人類的優秀文化成果，包括基督教、伊斯蘭教等文化中的合理成分。我們應當以我為主，通過包容、融合、發展、創新等方式，加快產生新思想、新文化，以使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有與之相適應的、相匹配的精神文化上的支撐，為人類發展做出中華民族的貢獻。

有道是，“思想有多遠，就能走多遠”。讓我們一起見證、思索、呼喚、奮斗、奉獻，共同用大思維來把握大時代、書寫大時代、創造大時代！